中國文學批駁史是年夜學中文系的主要學科門類之一。持久以來，普通論者把陳鐘凡《中國文學批駁史》（中華書局1927年版）的出書視為該學科創立的標志。作為一部批駁史著作，陳著確切具有發凡起例的意義。可是據陳氏本身追述，“本來不準備做這部書，不外寫完了《韻文通論》（原名《韻文評論》）之后，再把前人對于文學的批駁附帶說個大要，作為比擬。及至書局出書，乃請他分紅兩部，用這個《批駁史》的名字”（季通《容傍觀者說幾句公平話么》）。並且，一會議室出租本教材不同等于一門學科，追溯中國文學批駁史或中國文學實際的學科出發點，需求進一個步驟考核中國古代年夜學學科的產生史。
作為學科的中國文學實際
作為學科的中國文學實際與中國文學史一樣，最早在清當局1904年1月公佈的《奏定年夜書院章程》（以下簡稱《章程》）中就已呈現。年夜書院分為八科，文學科是此中之一；文學科又分為九門，此中一門為中國文學門，設置7門主課，9門補貼課，主課中的“文學研討法”“歷代文章流別”“前人論文要言”是中文系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駁史的真正學科出發點，奠基了古代年夜學中國文學系最後的學科格式。《章程》規則了“中國文學研討法”研討文學的要義，并詳細列出41目，均是關于文學實際的題目。“歷代文章流別”課程闡明中寫道：“japan(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輯講解。”“前人論文要言”課程闡明中寫道：“歷代名家論文要言，如《文心雕龍》之類，凡散見子史集部者，由教員彙集編為課本。”這就是中國文論或“中國文學批駁史”的學科出發點。
京師年夜書院不只是一所年夜學，還兼有學部治理全國各地書院的任務。是以，《章程》不只是一所黌舍的章程，對于全國各地書院都具有領導意義。一些年夜學也開設了《章程》規則的“前人論文要言”課程，如江蘇高級書院齋務長鄒壽祺于1905年撰成課本《論文要言瑜伽場地》，編錄從唐代韓愈的《答李翊書》至那時吳汝綸的《天演論序》60余篇論文章之作。這是現存可知合適《章程》“前人論文要言”課程請求的最早的課本；南洋公黌舍長唐武功于1911年撰成《前人論文年夜義》二卷，節錄從韓愈到吳汝綸的論文章之作110篇，此中，曾國藩的文章最多，達19篇。20世紀初，廢止科舉后，桐城派古文取代陳腔濫調文，被尊為國文，風行全國，鄒、唐二書近似于兩部桐城派文論選。
這一時代，京師年夜書院的中國文學講壇也是桐城派的陣地。年夜書院成立伊始，嚴復、林紓分任年夜書院譯書局正副總辦，辛亥反動后，嚴復任總監視兼理科學長；1914年，年夜書院聘任桐城派宗師姚鼐后人姚永樸任國文傳授。同年，姚永樸模仿《文心雕龍》編製，撰著課本《文學研討法》，現實上是一部以桐城派古文不雅念為焦點的“文學概論”。1916年，林紓的《春覺齋論文》梓行，也是一部得桐城派匠心的古文實際課本。這兩部課本在體系闡說歷代文論的基本上泛論研討文學之要義，順應《章程》中“文學研討法”和“前人論文要言”的課程請求，開中國古代年夜學文學概論和中國文學批駁史課程的先河，並且是安身于中國本身文章實際基本上的文學實際。
1914年，章太炎的門生黃侃進進北京年夜學講解詞翰學，他不認同桐城派的陽剛陰柔等論，而以舞蹈教室《文心雕龍》為教材，撰成《文心雕龍札記》；1917年，劉師培進進北年夜講解中古文學史，撰著《中古文學史課本》。因黃侃、劉師培都屬于駢文派，在北年夜講壇上便構成了姚永樸、林紓與黃侃、劉師培之間的駢散對峙，在課程設置上則顯示為國文與詞翰學的對峙，反應了平易近國初年中國文學實際的基礎格式。
扶植古代的中國文學實際
五四時代的文學反動提倡從思惟文明到文學的除舊更新，在文學實際學科上表示為固有的駢散之爭被斥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而遭到克制，同時重在先容東方、扶植古代“文學概論”的課程應運而生。起首是japan(日本)同類教材被翻譯，如章錫琛翻譯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1920）。現可知最早的文學概論教材是由廣州高級師范黌舍教員文學士倫敘（字達如）編著的《文學概論》（1921）。周作人等于1921年前后在北京年夜學中國文學系開設文學概論課程，其他各高校也紛紜開設此門課程。可是“前人論文要言”課程并沒有被撤消，而是作了響應的改造。北京年夜學中文系預科“國文”科目就包含一門“文論集要”，并于1920年由國文學系傳授會節錄從《論語》到黃侃的《補文心雕龍隱秀篇》200篇歷代論文之作，編為《文論集要》課本，該課本駢散統籌，古今并重，如王國維的《人世詞話》、章太炎的《文學總略》、劉師培的《論美術與征實之學分歧》都被進選，是一部不雅念中正靈通的中國歷代文論選。與此前唐武功、鄒壽祺所編課本比擬，該書既跳出了“畸駢畸散”的格套，又能堅持領導創作的一向特色。有人曾批駁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駁史》道：“全書的資料只是一部疇前北京年夜學預科用的《文論集要》。”可見《文論集要》對于此后批駁史著作的奠定意義。那時的部門文學概論課程是器重中國本身的文論傳統的，如劉永濟的《文學論》（19講座場地22）就附有《古今論文名著選》，節錄從《詩年夜序》到曾國藩的《湖南文征序》歷代論文之作45篇。
中國文學實際的學科格式
從全體上看，1920年以后的中國文論學科格式有三方面的特色：
其一，外來文論與固有實際并存。引進國外的文學實際，如翻譯japan(日本)廚川白村和本間久雄、英國溫徹斯特、美國亨特的教材；或在國外實際基本上，建構新的文學實際。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安身外鄉固有文論的文學實際教材，如章太炎的先生馬宗霍、姜亮夫講解過文學概論，分辨編著過安身外鄉文論的課本；郭紹虞也編著過文學實際教材，安身于阮元等的駢體正宗論。此外，王光烈著的《文學年夜義詳注》在編製上近似于《文心雕龍》，是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系統的延續。
其二，駢散之爭仍然角力于文論學科。新文明活動之前的文壇重要是駢文派與散文派之間爭取話語位置，新文明活動之后的重要牴觸是新舊文論沖突，可是駢散之爭仍然在黑暗較勁，甚至轉化為文學與國文、純文學與雜文學之間的分野。施畸所撰的《中國體裁論》（1933）就保持“國文”態度。陳鐘凡撰著的《中國文學批駁史》（1927）以詩詞曲賦實際為主，年夜幅減弱了古文家的分量和位置，該書在闡述方苞的古文實際時卻年夜段援用了錢年夜昕的進犯文字，并評論道：“知據偏見立說，壟斷文壇者，皆拘攣之偏解，不免貽年夜雅之譏也。”許文雨在《文論講疏》（1935）課本中，“收載中國歷代各體文論，頗以表揚天然英旨之作為主，借覘純潔文學之真詣”（《例略》），唐宋古文實際一篇未選，僅選了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序》。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駁史》也以為古文家的文學不雅念混淆不清。而桐城派后人方孝岳在中山年夜學的課本《中國文學批駁》（1934）中卻能給唐宋古文和清代的方、姚以適當的地位。同時，還有李華卿的《中國歷代文學實際》、王煥鑣的《中國文學批駁論文集》，都充足熟悉到古文家實際的價值。假如對照李華卿、王煥鑣、許文雨等人的文論選，能清楚地看到駢散之爭的余緒。
其三，“中國文學批駁史”的稱號源自于收拾國故思潮，它自發地將傳統汗青化，強化了傳統與實際的間隔感。現可知國際最早用這七個字做稱號的是汪馥泉的《“中國文學史研討會”提議》（1922），在提議中，“中國文學批駁史組”與“中國文學創作史組”并列，下再按文體分為“中國文學批駁思潮史組”“中國詩歌批駁史組”“中國小說批駁史組”“中國戲曲批駁史組”，由於汪馥泉持純文學不雅念，所以未列“中國文章批駁史”。此外，朱光潛的《中國文學之未開辟的國土》（1926）和鄭振鐸的《研討中國文學的新道路》（1927）兩篇文章都提出了扶植“中國文學批駁史”的希冀。這些都是那時的新文學家研討舊文學的“收拾國故”思緒，把本身的傳統看成“國故”，用古代的實際目光從頭估定它們的價值，加以迷信的收拾，如許，文論傳統便成了“傳統文論”。
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駁史》就是在這個佈景下問世的。早在1923年任教于西北年夜學時，陳鐘凡就開設了“歷代文評”課程，并編撰《歷代文評》課本，編錄從《呂氏年齡·音初篇》到王國維的《人世詞話》共21篇歷代論文之作。那時，《韻文評論》也在撰寫之中。1937年，陳鐘凡在《二十年來我國之國故收拾》中回想道：“陳鐘凡昔著《中國文學評論》，以文學批駁史弁其簡端；中華書局因分印為《中國文學批駁史》及《中國韻文通論》兩部。”也就是說，他本非打算用此書名，可是早年在北年夜接收了劉師培、黃侃的文論教導，在西北年夜學編過《歷代文評》，這部《韻文評論》又把前人對于文學的批駁附帶說了個大要，是以在收拾國故的佈景下，天然可以自力成為一部《中國文學批駁史》。在此后的年夜學課堂上，歷代文評、中國文學批駁、中國文學批駁史、中國文學實際，課程稱號仍然未能同一，但它起源于《章程》的“前人論文要言”是毫無疑問的。
追溯這段汗青，除了根本治理以外，文論傳統若何成了“傳統文論”，外鄉文論若何應對文學近況和外來文明以成長本身，文學實際與創作該有如何的內涵聯絡接觸，這些相干題目都值得進一個步驟切磋。
（作者單元：北京年夜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