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代至平易近國，書院經過的事況了來源、成長、推行、繁華、普及、改制、回復的汗青階段。在最繁華的時代，書院有近6000所，以本日中國邦畿而言，廣泛除西躲以外的各個省區。作為傳佈常識、交通思惟、傳承文明的主要場合，書院的重要運動包含躲書、刻書、祭奠、研討、講學、考課等，這些運動自己往往與文學或多或少有些聯繫關係；寫作講授、詩文唱和、雅集題詠等文學運動，也是書院日常生涯的構成部門。論述書院文學運動的汗青過程，將是中國文學史撰著的一個有價值的課題。
中國文學史（包含文學通史、斷代文學史、分體文學史）作為一門自力學科，成長百余年，至今已然蔚為年夜不雅。就編製而言，紀傳體是文學史編寫的主流，其焦點部門是作家經過的事況和文學成績。紀年體則起步較晚，成長較慢。不外近二三十年來，作為紀傳體文學史的無益彌補，文學紀年史的寫作以及相干的文獻和實際切磋，也浮現出欣欣茂發之勢。用紀年體論述書院文學運動的汗青過程，也許是更具可行性和公道性的撰著方法。
一、中國文學紀年史的編寫和研討近況及趨向
（一）中國文學紀年史的編寫
平易近國時代，敖士英著有《中國文學年表》，1935年出書。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寫于1937—1947年，后經不竭修正和彌補，1985年出書。晚期文學紀年著作又有張慧劍編著《明清江蘇文人年表》，定稿于1965年，1986年出書。1980年月出書的中國文學紀年著作還有：鄭方澤編《中國近代文學史事紀年》（1983）、劉知漸《建安文學紀年史》（1985）、熊篤編著《天寶文學紀年史》（1987）、吳武功《中國文學史年夜事年表》（1987）、劉德重編著《中國文學紀年錄》（1989）等。
1990年月以后，以紀年的方法重構文學邦畿成為一時風尚。重要結果有：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紀年史》（1998）、曹道衡和劉躍進《南北朝文學紀年史》（2000）、楊鐮《元代文學紀年史》（2005）、劉躍進《秦華文學紀年史》（2006）、陳文新主編《中國文學紀年史》（2006）、趙逵夫主編《先秦文學紀年史》（2007）、曾棗莊和吳洪澤《宋代文學紀年史》（2010）、牛貴琥《金代文學紀年史》（2011）、易小平《西華文學紀年史》（2012）、張健主編《中國今世文學紀年史》（2012）、傅璇琮/陶敏/李一飛/吳在慶/賈晉華《新編唐五代文學紀年史》（2012）、王慶生編著《金代文學紀年史》（2013）、卓如和魯湘元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紀年》（2013）、袁進主編《中國近代文學紀年史：以文學市場行銷為中間》（2013）、錢理群/陳子善/吳福輝等《中國古代文學紀年史：以文學市場行銷為中間》（2013）、劉勇和李怡總主編《中國古代文學紀年史（1895—1949）》（2017）、王兆鵬和陳冠明總主編《唐宋文學紀年系地譜叢刊》（2020）等。
紀年體的中國文學通史或斷代史之外，又有若干分體（包含斷代分體）文學紀年史。
詩詞賦方面如劉福春《中國今世古詩紀年史（1966—1976）》（2005）和《中國古詩紀年史》（2013）、張仲謀和王靖懿《明代詞學紀年史》（2015）、劉培主編《中國辭賦紀年史》（2019）、李遇春主編《中國古代舊體詩詞紀年史》（2021）等。散文方面如馬美信《唐宋派文學運動年表》（1997）、陳文新和王同船《明代陳腔濫調文紀年史》（2012）、俞樟華和胡吉省《桐城派紀年》（2015）、吳在慶和丁放主編《唐五代文紀年史》（2018）、易小平《〈全華文〉紀年》（2018）、俞樟華和陳含英編撰《中國古代列傳文學紀年史》（2019）等。小說方面如陳年夜康《明代小說紀年史》（2000）和《中國近代小說紀年史》（2014）、李忠明《十七世紀中國淺顯小說紀年史》（2003）、陳思廣編著《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紀年史（1922—1949）》（2021）等。戲曲方面如程華平《明清傳奇紀年史稿》（2008）、丁淑梅《中國現代禁毀戲劇紀年史》（2014）、吳新雷編著《插圖本昆曲史事紀年》（2015）、程華平《明清傳奇雜劇紀年史》（2020）、鄭莉編著《明代宮廷戲曲紀年史》（2020）等。
紀年體中國文學史還可以區域、學科、門戶、社會運動等為編寫視角。這方面重要結果有：胡曉明主編《近代上海文學系年叢書》（2003）、梁庭看/李云忠/趙志忠編著《20世紀中國多數平易近族文學紀年史》（2006）、楊萌芽《清末平易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運動年表》（2008）、李君明《明末清初廣東文人年表》（2009）、何宗美《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下編《明代文人結社紀年輯考》（2011）、張年夜明《中國右翼文學紀年史》（2013）、陳亞溫和王曉華主編《新世紀后前鋒文學紀年史》（2013）、朱麗霞《江南·閩南·嶺南：吳興祚幕府文學年表長編》（2013）、陳文新/何坤翁/趙伯陶主撰《明代科舉與文學紀年》（2015）、歐陽友權和袁星潔編著《中國收集文學紀年史》（2015）、王泉根《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紀年史：1900—2016》（2017）、許振東《明代京畿文人紀年史》（2017）、吳翔宇和徐健豪《中國兒童文學紀年史：1908—1949》（2019）、朱壽桐主編《澳門文學紀年史》（2019）等。
（二）相干的文獻和實際切磋
文獻方面重要是對已有的文學紀年史作訂誤和補遺。相干論著如周鳳章《對〈天寶文學紀年史〉一點辨正》（1990）、顧開國《〈唐五代文學紀年史〉張九齡個案補證》（2001）、程薇《〈唐五代文學紀年史〉指瑕》（2006）、熊清元《〈南北朝文學紀年史〉掉誤例證》（2007）、王勇和陳亮《〈秦華文學紀年史〉誤例考釋》（2009）、邵春駒《〈南北朝文學紀年史〉南朝部門辨誤》（2010）、尹楚兵《〈唐五代文學紀年史〉商訂》（2010）、熊清元和陳志平《〈中國文學紀年史·兩晉南北朝卷〉齊梁部門的若干題目》（2011）、金傳道《〈宋代文學紀年史〉徐鉉條辨誤》（2016）、李云《〈中國近代小說紀年史〉補遺：天津〈直報〉與小說相干材料》（2017）等。
實際方面重要是切磋文學紀年史編寫的編製、方式和得掉。相干論文如董乃斌《論文學史范型的新變──兼評傅璇琮主編的〈唐五代文學紀年史〉》（2000）、鄧紹基《我不雅十八卷本〈中國文學紀年史〉》（2006）、韓瑞亞《從兩個角度看〈中國文學紀年史〉的價值和意義》（2006）講座場地、霍松林《評陳文新主編的十八卷本〈中國文學紀年史〉》（2007）、陳平原《史識、編製與興趣：文學史編寫斷想》（2007）、陳文新《紀年史：“狐貍”與“刺猬”若何共處》（2007）、劉勇強《文學紀年史研討的兩個意義》（2007）、趙伯陶《文學紀年史中的編年題目》（2007）、劉勇《關于文學紀年史景象的思慮》（2014）、郭英德《論“文學紀年史”的著作編製及其史學效能——兼論陳年夜康〈中國近代小說紀年史〉》（2015）、伏俊璉《敦煌文學紀年史相干題目會商》（2021）、楊志平《“史”與“史料”：明清小說實際何故紀年？》（2021）等。關于文學紀年史實際總結性的著作有陳文新主編的《中國文學紀年史研討》（2009），是多位學者相干論文的匯編。
（三）文學紀年史的編寫趨向
對于今后的文學紀年史編寫而言，上述若干結果最主要的意義，就是在編製和方式上可以或許供給諸多鑒戒。譬如，紀年體自己有其上風，但其缺點也很是顯明，如海登·懷特所說：“缺少一種敘事的終局往往是紀年史的標志。”也就是說，紀年體晦氣于敘事，難以浮現事務的完全性。現代史學家有追敘、預敘、類敘法，以補充紀年體的缺點。近些年的文學紀年史著作，也在編製和方式上有詳細的改良和立異。如陳文新主編的《中國文學紀年史》，遭到法國年鑒學派的啟示，將“長時段”概念引進紀年史研討，在編製上做了響應desig1對1教學n：起首是調劑時光段的design。紀年史凡是以年為基礎單元，年下轄月，月下轄日。這種向下的時光序列，有助于在判定史實及編纂史料時到達高度的準確性。該書采用這一時光序列的同時，別的design了一個向上的時光序列，即以年為基礎單元，年上設階段，階段上設時期。這種向上的時光序列，旨在將“長時段”歸入視野，以便考核事態的演化。與“長時段”的design相順應，該書還設定了普通紀年史所沒有的闡述內在的事務。詳細做法是：階段與章絕對應，時期與卷絕對應，分辨建立“引言”“緒論”，以重點提醒文學成長的階段性特征和時期特征。其主旨在于：不只是用論共享會議室述的方式來枚舉現實，並且在現實之間樹立聯絡接觸，以得出有興趣義的結論。這一思緒對后來的紀年史著作具有啟示意義，如付祥喜《20世紀後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紀年研討》即稱“這個思緒，在拙書中也有很多詳細的表現”。
無論是分體的仍是斷代的，中國文學紀年史的編寫曾經有比擬充足的結果。今后以某類文學運動為中間的紀年史，將是值得留意的學術發展點。若何宗美《文人結社與明代文學的演進》下編《明代文人結社紀年輯考》，以文人結社為研討中間；朱麗霞《江南·閩南·嶺南：吳興祚幕府文學年表長編》，以一家幕府為研討中間。又如袁進主編《中國近代文學紀年史：以文學市場行銷為中間》、錢理群/陳子善/吳福輝等《中國古代文學紀年史：以文學市場行銷為中間》，將文學市場行銷作為研討重點。像這一類文學紀年史，應當還有很年夜的成長空間。由於分體或斷代的文學紀年史，固然對某類文學運動有所展現，但因這些著作觸及面很廣，不成能對某個專題做具體論述。而現實上，專題論述可以浮現更豐盛的細節和更活潑的經過歷程。即以書院文學運動為例，現有的文學紀年史也有所觸及，如某作家掌教某某書院如此，但往往只是簡略說起罷了。以書院文學運動作為文學紀年史的中間，可所以專題論述的又一種測驗考試。
二、編寫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的學理和文獻根據
（一）紀年體論述的上風和優勢
在必定水平上，文學史家有點像平話人。平話人講求“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而所謂“有話”和“無話”取決于措辭人對事務主要性的客觀判定。文學史家也是如許，經常對“主要的”事務（某人物、作品）破費較多的翰墨，而對“不主要的”事務言簡意賅甚或付諸闕如。如許，文學史著作的頁數與文學的汗青經過歷程并紛歧致，而這種紛歧致在凡是情形下是需要的。與這種文學史不雅念婚配度較高的編寫編製是紀傳體，論述書院的文學運動過程，就以歷代有名書院（如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或書院人物（如朱熹、王守仁、阮元、俞樾）及其文學運動為中間。其上風在于汗青的坐標很是清楚，便于凸起對書院文學運動的年夜局判定（如阮元的駢文不雅對詁經精舍和學海堂甚至清代后期經古書院的影響）。
與此同時，對“主要”性的重視，能否會漏掉某些能夠不“主要”但很有“意義”的汗青經過歷程？在編寫編製方面，紀年體具有“削減漏掉”的後天上風。這并不是說在紀年著作中，文學運動的過程依照時光均勻分派頁碼，而是指紀年體自己請求對一切文學時光作同等的掃描和客不雅的記載，更為重視細節和經過歷程，普通不會呈現文學史的空缺時段（因文獻缺掉而無法歸入視野的時光點則另當別論），從而盡能夠地防止有“意義”的文學史實的漏掉。
換言之，與紀傳體以名院、名家、名作為追蹤關心重點分歧，紀年體以時光點（年、月、日）為基礎單元和論述支點，器重書院文學運動的廣泛性，即不只追蹤關心有名書院和有名師生，也追蹤關心通俗書院和通俗師生，尤其留心文學過程中的詳細場景。與此相干聯，在對基礎文獻的占有和應用方面，紀傳體可以只追蹤關心主要書院和主要文學景象，而紀年體則請求對每個時光點上的文學運動全盤斟酌。
紀年體也有顯明的弱點，重要是在年夜局判定、微觀歸納綜合方面不如紀傳體簡明無力，汗青過程被疏散在各個時光點中而缺少高高在上的兼顧論述。為防止紀年論述不難掉之瑣碎的後天缺點，可鑒戒現代史家的預敘、追敘、類敘法，以及今世紀年體著作的經歷。例如在恰當的時光點對主要史實詳其起訖，作歷時態的論述；于每卷設章，卷有“泛論”，章有“概論”，并對主要史實作剖析和評價。如許既可以或許復原汗青場景和細節，也能對相干史實有全體掌握。這里以宋淳熙八年辛丑（1181）仲春，陸九淵在白鹿洞書院講“正人喻于義，君子喻于利”一事為例，對紀年史的兼顧論述略作闡明。
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演講。而普通的文學紀年史，由於重點不在書院，所以只是簡單說起罷了，如《中國文學紀年史·遼宋金卷（下）》僅有“仲春，陸九淵往訪朱熹于南康。旬日，在白鹿洞書院講論‘正人君子喻義利’章”數語。對于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而言，則有需要具體論述。至于演講的內在的事務，具載《陸象山選集》卷二十三《白鹿洞書院課本》。關于此事的前后顛末，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一《跋金溪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課本后》有簡單記敘。而李子愿《象山師長教師年譜》所載較為具體，講到陸九淵訪朱熹于南康，朱與陸泛船，并請陸赴白鹿洞書院講學。講學之后，朱熹頒發感言。又述及現場情形：“至有流涕者”，以及“元晦深激動，氣象微冷，而汗出揮扇”。這幾種史料綜合起來可以復原部門汗青情境。
對于此事，紀年史就此結束亦無不成。但后世書院言及此次演講者甚多，如“陸子靜登白鹿講喻義一章，環而聽者千人，田夫野老有聞而泣下者”，“昔陸子靜會課本利之辨，認為所喻由所習，所習由所志，而重複于科舉之學，令反不雅而端其趨，當日聞者無不竦息動心至于泣下”，“陸象山在白鹿洞講正人喻義章，士有聞而泣下者”。這些相干史料假如疏散于響應的年份，易有瑣碎、斷裂之弊，集中在這里論述，不只收錄演講的重要內在的事務，還要述及現場反映，以及后世對此事的反復言說，有助于浮現事務的全體性。
（二）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編寫的落腳點
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駁傳統》中提出，每一件藝術品總要觸及四個要素，即作品、藝術家、世界、觀賞者。“從經過歷程論的角度看，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論，可說明為文學運動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讀者所組成的靜態經過歷程。”這一實際誇大的是社會汗青語境中的文學創作、觀賞和批駁，重視各個要素的交互影響。參照這一實際，書院文學運動的四個要素詳細為：世界（書院表裡）、作家（書院師生和訪客）、作品（日常寫作和講授材料）、讀者（書院師生為主）。這四個要素落其實紀年史中，表現為三個方面的內在的事務，年夜致有一個從“外環”到“中環”再到“內環”的條理關系。
其一，書院佈景。包含書院的建置、祭奠、經濟、建筑、儒學、漢學、科舉、躲書、刻書等，別的還有一些汗青事務、文教政策、文明運動。這些內在的事務與文學并不直接相干，但作為佈景材料，組成了書院的“世界”。相干史料重要來自史部，尤其在處所志、書院志中比擬集中。
其二，文學日常。即書院紀事、題詠、感念、酬唱、雅集等日常生涯。這方面的史料以集部書為主，輔之以書院志、處所志、年譜、日誌、報刊中的相干記錄。近些年新印或收拾了大批別集、總集、年譜、日誌，此中良多反應書院文學日常的材料，可以編錄成編，用作紀年史的重要文獻根據。
其三，文學講授。講學、論學、自修、考課等文學講授運動，也可算作文學日常的一部門，但因這是書院文學運動的焦點內在的事務，故單列出來以示差別。重點考核章程、學規、課本、答問、日誌、課藝等史料，尤其留心此中關于文學不雅念、文學教材、文學講解、文學技法、文學操練的內在的事務。
這里以別集為例略作闡明。如《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71冊收錄8位作者的11類別集，此中薛時雨的詩集兩種，即《藤噴鼻館詩鈔》《藤噴鼻館詩續鈔》。集中與書院相干的詩作十余首，年夜多可以系年，且各有其“意義”：《魏塘書院課士偶述》可反應處所官員在書院課士的狀況，《馬谷山中丞招往杭州主講崇文書院感賦》《移主金陵尊經籍院留別杭州同社二首》《清明節抵金陵遣興二首》《下榻惜陰書院二首》屬于主要書院人物的任職史料；《嘉興得見及第錄諸生多獲雋者喜賦》《張生欣木（王熙）余宰嘉興拔過鴛湖書院第一偶未計及讀“九莖芝耀榜花鮮”句似有憾詞疊韻慰之》《慰下第諸生》可反應書院師生面臨科舉時的心態，以及師生之間的友誼；《書院秋卉極盛皆手植也小詩賞之》《院中新界籬笆雜蒔花木并買菊教學數百本種之》可反應山長近于田園隱逸的心態，并且扶植花木與造士育才之間也具有隱含的象征意義。故而這些詩作皆可以采進紀年史，介入建構書院的“文學日常”。
如前文所述，紀年史宜“兼顧論述”。是以這里援用《魏塘書院課士偶述》，還需交接薛時雨往年由嘉興知縣署嘉善縣事；援用《馬谷山中丞招往杭州主講崇文書院感賦》論述薛時雨主講杭州崇文書院，可彌補闡明他自此歷任各書院山長達20年，還可征引《湖舫文會課藝》，將薛時雨在崇文書院時代組織湖舫詩社和文社之事一并論述；講到薛時雨有詩賀中式諸生，又有詩慰下第諸生，在征引相干詩歌的同時，可對其詩小注小樹屋中“張噴鼻濤太史亦以十四齡領解”予以辨誤；述及薛時雨移主江寧尊經、惜陰書院，不只需引《移主金陵尊經籍院留別杭州同社二首》等詩證之，還可引《桑根師長教師行狀》交接他在江寧凡十七年，直至往世，以及杭州、江寧士子建薛廬之事。至于薛時雨《和孫琴西山長（衣言）紫陽書院十六詠》，則可附于“孫衣言作《紫陽書院十六詠》”之后，一并附錄者還有吳存義《紫陽書院十六詠次山長孫琴西察看同年韻》、譚獻《紫陽書院十六詠同孫琴西師長教師作》。諸這般類，關于史實的前后聯絡接觸、彌補闡明、辨誤勘誤等等，皆有助于紀年史論述的連接性、全體性。
概言之，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在主體內在的事務方面，追蹤關心文學講解、題詠酬唱、考課答問、課藝編刊等運動，凸起世界（書院）、作家和讀者（山長、生徒、處所士紳）、作品（學規、課本、題詠、課藝等）的靜態關系，浮現平面的、多條理的書院文學運動圖景；在論述層面方面，以書院佈景為“外環”，以文學日常為“中環”，以文學講授為“內環”，此中“外環”史料選擇宜精，“中環”和“內環”史料宜詳；在編寫編製方面，鑒戒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史贊（按語）的某些做法，盡量防止紀年體的後天缺憾；在學科視野方面，融會文學史和教導史，兼及學術史、思惟史、軌制史、日常生涯史等範疇，凸顯書院文學運動的文明內在和精力氣韻。
三、編寫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的幾個實行題目
（一）研討范圍和分卷題目
哪些機構可以算作“書院”？書院史學界有共鳴，也有不合。具有黌舍性質的書院，是歷代書院的主體，這是書院史學界的共鳴。這些書院的稱號，年夜部門都有“書院”二字。即使有多數不稱書院，而稱精舍、書堂、草堂、學社者，也因具有黌舍性質而被學界公以為書院。有爭議的是部門機構，名為書院，但不具有黌舍性質。例如唐代開元年間的麗正、集賢書院，乃朝廷館閣，擔任掌管經書、校理圖書、侍講侍讀等事務，并非聚徒講學的私家機構。是以有學者以為這類名為書院的機構，不克不及算作書院。
站在前人的態度來斟酌，鄧洪波的不雅點值得鑒戒：“黌舍性質的書院固然是后世書院的主體，但教導與講授不克不及涵蓋書院的一切效能，更不克不及無窮度地誇大這種效能，而將書院僅僅界說為某種水平和某種性質的黌舍。”是以，凡歷代確切存在的書院，都可歸入研討范圍，麗正、集賢這類書院天然也在其內。也就是說，“書院”包含：（1）歷代名為“書院”的機構（此中盡年夜部門相當于黌舍，多數相當于藏書樓、各類集團）；（2）歷代不稱“書院”但公以為“書院”的機構（如詁經精舍、學海堂、萬木草堂等）。另一方面，歷代書院的條理和種別比擬復雜（省級、道級、府級、州級、縣級等，舉業型、學術型、專科型等，處所書院、村落書院、家族書院、教會書院等），紀年史以書院為研討對象，還需求綜合斟酌條理之別、類型之別，采用適合的論述方法。
從書院成長的過程來看，階段性特征比擬顯明：“唐宋”是書院從初始形狀到確立軌制的階段，“元明”是書院推行并走向繁華的階段，“清前中期”是書院普及的階段，“晚清平易近國”是書院流變、中止、回復的階段。依照書院成長的階段性特色，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可以這般分作4卷。
從紀年史的現實操縱層面來看，各卷分派的年份多寡紛歧，多者涵蓋六百余年，少者僅有近百年。這般分卷，重要斟酌到書院文學運動史料的多寡。年夜致來說，時光越早，史料越少；時光越往后，史料越豐盛。是以最早的“唐宋卷”跨越六百余年，最晚的“晚清平易近國卷”缺乏百年，如許各卷的體量不至于相差太年夜。詳細說來，各卷年份的起訖、連接、穿插情形如下：
“唐宋卷”起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訖于南宋少帝祥興二年（1279），以唐立國和宋亡為限。這兩年自己能夠沒有書院文學運動的記錄，但為浮現朝代論述的完全性，仍保存這兩個年份，并扼要論述朝代更替的史實。后面各卷年份起訖亦同理。
“元明卷”起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訖于明崇禎十七年（1644），以元世祖改國號為年夜元和明崇禎帝自縊為限。與後面“唐宋卷”有九年的重合，但因書院運動有顯明的地區性，元朝書院與南宋書院各自自力，這里的年份重合不會惹起論述上的凌亂。
“清前中期卷”起于清順治元年（1644），訖于道光三十年（1850）；“晚清平易近國卷”起于咸豐元年（1851），訖于1949年。“清前中期卷”和“晚清平易近國卷”以承平天堂金田起義（道光三十年十仲春）為斷限，基于以下斟酌：關于晚清，學界主流看法是以鴉片戰鬥（1840）為開始，此外也有往前推和往后推的。從書院史的現實情形看，鴉片戰鬥對書院沒有幾多影響，但承平天堂活動起來以后，書院被毀甚多，直到同治以后剛剛回復。因此以承平天堂為“晚清平易近國卷”的肇端，應當說是有公道性的。此外，同治、光緒間的書院文學史料，較之清前中期更為豐盛，從文學紀年史的編寫現實來看，“晚清平易近國卷”固然年份偏少，但體量仍可與“清前中期卷”相當。
（二）各卷編寫準繩的差別
勒內·韋勒克有言：“在文學史中，的確就沒有完整屬于中性‘現實’的資料。資料的取舍，更顯示對價值的判定。”文學紀年史也是這般，不是一切的書院文學運動史料都能進史，這是無須置疑的。而對于分歧時代的史料，處置方法或尺度也會有所差別。
從唐代到宋代，是書院從初期形狀到軌制確立的階段。紀年史不只要以“年夜文學不雅”統攝文學運動，將書院的學術研討、講學運動、躲書刻書歸入紀年范圍；並且晚期書院的各類史料，都應當歸入出去，并作具體訂正闡明。蓋因唐五代時代，書院史料絕對較少，正確系年的難度也較年夜，采擇尺度宜從寬。從這個意義上講，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的唐五代部門，現實上就是“唐五代書院紀年史”。而學界尚未有過紀年體的書院史，這般亦可補書院史之闕。宋代書院的史料絕對較多，除了祭奠、學田方面的史料采擇宜精之外，有關學術、講學、躲書、刻書的史料，附屬于“年夜文學”意義上的文學運動，采擇亦宜從寬。
元代和明代是書院從推行走向繁華與光輝的階段。異樣要以“年夜文學不雅”統攝文學運動，將書院的學術研討、講學運動、躲書刻書、科舉預備等也歸入紀年范圍。像元代西湖書院的刻書運動，是元代書院史上的主要內在的事務，天然也是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不成缺乏的部門。而明代后期以東林書院為代表的書院，與政治的聯繫關係度頗高，相干的政治史料也需求在紀年史中有所反應。只是跟“唐宋卷”比擬，“元明卷”的詩文賦等“純文學”運動的史料更多，因此紀年史的“內環”“中環”部門有更多的論述空間。“元明卷”還有一個值得留意的景象。普通而言，書院正常運轉之時，方有學術研討、講學考課、刻書編書等運動。但文學運動可以不局限于書院的運轉，例如明初書院衰落殘缺，但學者文人對書院荒涼氣象的群情和吟詠，也可成為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的內在的事務。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書院文學運動在時光、空間上具有必定的機動性。
清代是書院史無前例的繁華和普及的時代。講學和考課、理學和漢學、應對科舉、書院吟詠都是需求追蹤關心的內在的事務。此外，由于史料較前代更為豐盛，可以更為細致地浮現書院的文學面孔。例如嘉慶二十五年發行的通州《崇川紫瑯書院課藝》，收錄作者近百人，張麗炎課藝考語：“余方以年夜成期之，而所如輒阻，不失意于時。英年遽別，士林惜之。遺稿甚多，聊登一二，以志瓣噴鼻云。”王嶒課藝考語：“生孤冷力學，早歲能文，決為遠到之器。乃食餼未果，修文遽召。豈真有才無命耶？覽遺篇，為之出涕。”這類史料進進紀年史，即使是二百年之后讀者，也能由此感觸感染到，即使是陳腔濫調文選本，書院課藝也有它的“溫度”。較之于“唐宋卷”和“元明卷”，“清前中期卷”面臨的文獻更豐盛（課藝這類文獻是前兩卷沒有的），因此在紀年史料的采擇尺度上，要稍嚴一些，盡能夠選擇有典範意義、代表價值的史料。
與前三卷比擬，“晚清平易近國卷”時光最短，甚至在有些年份書院運動簡直空缺。但這一時代的史料又特殊多，並且有些史料的載體是此前比擬少或許沒有的。例如記錄書院運動的日誌，《湘綺樓日誌》《楊過活記》《林駿日誌》《張㭎日誌》《吉城日誌》等等，供給了書院文學運動的微不雅史料；又如晚清平易近國時代的報刊，是察看書院文學運動的主要窗口。要清楚上海格致、求志書院，必讀《申報》；平易近國書院的靜態，也多由報刊獲知。細節史料更為豐盛，獲取史料的道路更為多樣。對于紀年史而言，時光地址的訂正絕對簡略，以什么樣的不雅念選擇哪些史料，就顯得更為主要。“年夜文學不雅”依然需要，采擇尺度仍需嚴厲，最應防止的是過于瑣碎的論述。
歸納綜合來說，唐代至元代，書院文學運動的史料絕對較少，較為疏散，進史的尺度宜從寬；明代以后尤其是清代以后，史料較多，分布密集，進史的尺度宜從嚴。
（三）編制索引的需要性
在時光序列中浮現歷代書院文學運動的細節和經過歷程，也不難只見樹木不見叢林。為浮現年夜局判定，對全局性的、前后有聯繫關係的、有主要價值的，以及紀年體無法周全浮現的史實，或采取“互見法”作彌補闡明，或就史實自己做出歸納綜合、回納、剖析或許評價。這種兼顧論述的思緒，前文曾經論及。從詳細辦法的角度看，編制索引也是強化全體性的方式之一，對于紀年體著作而言尤其需要。
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至多有三種索引不成缺乏，即書院索引、人物索引、主要作品索引。這里以朱熹《白鹿洞書院提醒》《白鹿洞賦》為例，闡明索引的意義。書院史上觸及這兩篇作品的史實有如下諸端：
宋淳熙七年（1180）朱熹作《白鹿洞書院提醒》；紹熙五年（1194）朱熹知潭州，興復岳麓書院，將《提醒》移進岳麓；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觀察太學，親書《提醒》賜示諸生，從此《提醒》年夜行全國，成為書院的綱要性學規；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京師年夜書院“以朱子《白鹿洞提醒》及《教員、治理員、先生規定》榜示全堂”……
宋淳熙七年（1180）朱熹作《白鹿洞賦》；嘉定十一年（1218），張琚、羅思、姚鹿卿、張紹燕、潘柄、李燔、胡泳、繆唯一、陳宓等，于白鹿洞書院流芳橋旁，會講洞學畢，相與歌文公之賦；淳祐九年（1249）方岳作《白鹿洞后賦》；明嘉靖間，張純作《跋白鹿洞賦后同知楊侃刻于石屏》……
像如許的時光點，可經過作品索引“朱熹《白鹿洞書院提醒》”“朱熹《白鹿洞賦》”串聯起來，組成作品的傳佈接收簡史。對于紀年史註釋中的預敘、追敘、類敘等伎倆而言，索引是強化“互見”的無益彌補。
編制索引需留意統一事物的異名，如鹿洞書院、白鹿書院，皆指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提醒》，亦作《白鹿洞提醒》《白鹿洞規》；文公之賦，即《白鹿洞賦》。異樣，書院、人物亦常有重名者，如廣州、杭州皆有學海堂，全國各地多有紫陽書院。為免混雜，書院前普通加地名。人物有同名同姓者，亦加籍貫以示分辨，如山陰徐錫麟、長洲徐錫麟、丹徒徐錫麟。
四、結語
書院史著作已有多部，但未有紀年體的書院史，在浮現書院汗青的細節方面，還有很年夜的拓展空間；已有的中國歷代文學紀年史著作，觸及良多層面，書院文學運動只是此中很小的構成部門；已有的書院與文學關系的專題研討，著重于有名書院、部門地域或重點時段、有名人物。經由過程爬梳原始文獻、收拾和訂正史料，鑒戒各類紀年史寫作的經歷，編寫具有“年夜文學史”意義的中國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浮現歷代書院文學面孔的活潑性、多元性、復雜性，當是中國文學史撰著的無益測驗考試。